案例一 Z某、L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理
（一）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被告人Z某接受A某（另案处理）的委托，于2020年7月上旬安排运输船前往A某指定海域过驳海砂后再运输至指定地点交付。同年7月3日，Z某指使被告人L某驾驶兴宁85船从广东东莞海腾码头附近出发至指定浅滩海域装海砂，并让L某在进入指定海域前关闭船上的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驾船至指定海域后使用“甚高频”频道“71”与附近的采砂船取得联系从而过驳海砂。同月6日17时许，L某驾驶兴宁85船先后从两条采砂船上过驳海砂共计21000余吨，Z某、L某明知运输的海砂没有相关合法手续及单据，仍将他人非法开采的海砂运输转移，并于当日22时许起锚驶往宁波方向。途中，宁波海警局执法人员登临兴宁85船检查，当场抓获L某及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并查获上述海砂。2020年7月11日，Z某接到海警部门的电话通知后前往宁波海警局接受调查。经鉴定，涉案海砂价值共计149万余元。
（二） 典型意义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非法开采海砂等非法采矿犯罪的过驳、运输行为因其环境复杂性与隐蔽性，举报线索多在运输环节，上游犯罪虽查证属实，但在具体情节上还存在上游犯罪非法采砂的地点不清、非法采砂的行为人未到案等问题。对此，《解释》明确规定，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或者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办理此类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涉案海砂矿质鉴定、涉案海域是否登记海砂采矿权的情况等，结合相关被告人的口供，能够证明涉案海砂系非法采矿犯罪行为的犯罪所得，即可认定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不要求必须掌握具体的犯罪人和事实细节。在定罪量刑方面，司法机关根据上游非法采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和被告人Z某、L某分别存在自首、从犯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妥善处理了上下游犯罪量刑平衡的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针对该问题，《解释》规定上游犯罪是非法采矿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较高的犯罪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标准为500万元且符合其他条件，确保上下游量刑均衡，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二 M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严格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并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信罪
（一）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被告人M某经他人介绍与专门从事洗钱业务的团伙取得联系，为牟取非法利益，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提供给该团伙使用，并收集P某、S某、Y某等人的银行卡、手机卡交给该团伙。洗钱团伙中负责与M某对接的上线人员承诺按天数向M某发工资，并按照全部银行卡流水金额向M某支付1%的提成，由M某从中按各自银行卡流水金额向P某等人发放相应报酬。M某被带到该团伙专门从事资金转移的出租屋，由该团伙提供食宿，在M某在场的情况下，该团伙成员操作M某等人的银行卡进行频繁收款、转账；当部分账户因资金交易异常被银行采取封控措施后，该团伙即通过M某安排相应银行卡主到银行支取卡内现金。M某等人银行卡内流水金额中查明的犯罪所得即涉诈资金共计78万余元，M某安排他人持银行卡取现的金额共计25万余元。M某从中非法获利9100元。
（二） 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如何准确认定涉“两卡”案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及界分该罪和帮信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涉“两卡”案件中，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划分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两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存在不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而掩饰、隐瞒的行为，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并实施掩饰、隐瞒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并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供述和辩解等进行实质审查、综合判断。
案例三 H某、L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全面、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
（一）基本案情
2023年3月9日至10日，被告人H某、L某受他人雇用、指挥，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接应上线人员从外地联系的提供银行卡人员，后使用上线人员提前租赁并配备驾驶员的车辆，载供卡人员在嘉兴市区周边兜转。其间H某、L某根据上线的指示，共同配合，操作供卡人员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账户手机银行接收、转移资金，并要求供卡人员配合刷脸验证将资金转入指定银行账户。经查，L某、H某以上述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的资金共计450余万元，其中165余万元查实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
（二）典型意义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要把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重点，同时针对境内协同人员进行全链条打击。在犯罪分工日益精细的网络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实际操作转账、取现、刷脸验证的行为人可能与上游犯罪人关系甚远，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完全无法掌控，应由犯罪团伙全部成员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起组织、指挥作用的团伙成员，应当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不能机械地直接按照行为人参与转账的犯罪所得金额甚至经手银行卡内的犯罪所得金额来量刑。司法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做到突出重点、精准打击犯罪。此外，对涉案人员应当准确区分主从犯，结合行为人的悔罪表现等，做到精准量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来源：北京市人民检察院